链接《 点开黑幕》 ： 「我11」

本报记者 谢培 实习生 李宝甜 发自广州

5月18日，《我11》首映日。电影院114个座位的小厅坐满了观众。连字幕都播放完毕后，《我11》的编剧、导演、中方制片人王小帅出现在银幕前，他笑着问观众：“是因为知道我要来大家才这么捧场吗？如果我不来，你们还会来看《我11》吗？”观众席中此起彼伏地回答：“会！”

《我11》的宣传预算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即便这样，却有不少人在卖力地替它宣传。譬如《青年电影手册》主编、知名影评人程青松，就选择自己出钱包场，送《我11》给网友。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对待一部电影：“只因为它真是一部好电影。”

王小帅不忘在对谈结束后和全场观众合影，传上微博。网络中的上佳口碑成为了《我11》最好的推力，截至21日凌晨，《我11》上映4天，票房收入255万元。据程青松预估，如果《我11》在国内能达到500万元票房，王小帅自己的投资就可以持平收回。中法合拍片《我11》在另一个“本土”也获得好评，法国权威电影杂志《Positif》给《我11》打了满分，影评人Hubert Niogret说：“在这第九部作品中，王小帅达到了一个思想上更完善的阶段，无论是从个人层面……还是从历史层面。”

少年的懵懂、快乐与恐惧

影片一开始，是四个11岁少年在双杠上“玩耍”：用手臂和下巴挂在横杆上，用双腿夹住立杆，神情怪异。上课铃声响起，还不愿意爬下双杠。这是王小帅当年的体验：“这可能是我们那时候的那一拨孩子的一个小秘密吧，它们确实给小孩带来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。”这个“秘密”在王小帅的剧本里有台词，有描述，但为了能够保证这个段落通过审查，最终只留下了孩子一句晦涩的感叹：“真舒服。”

这似乎标示了《我11》互相作用一体两面：回到11岁孩子的眼内追寻体验；为了说出点什么，少说、轻声说或者换句话说。

以自己的回忆为基础，王小帅安排了这样的剧情：偏远山区的“三线”工厂里，11岁男孩王憨过着看上去挺不错的童年生活，母严父慈，伙伴两三被选为学校领操后，他求得一件崭新白衬衣。正因为这衬衣的珍贵，他和伙伴们闹掰，又无意间与一个流血不止的“逃犯”相遇纠缠。那个用王憨衬衣包扎伤口的“坏人”杀人犯，在被执行枪决之前，按承诺还给了11岁男孩一件崭新的白衬衣，带给少年新的迷惘。

王小帅花费不少资金和精力，试图在大银幕上还原那个消失的时代。他布置了许多“符号”，其中一些能让50后、60后、70后乃至80后找到共鸣，有的则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了解。“2010年去恢复1975年实在是太困难，我们的东西都已经毁坏，都没有了，要重建。”王小帅说，“一部电影有空间和时间限制。生活的细节远比电影丰富，回忆在脑子里可以无边无际。遗憾的是，《我11》不能完完全全满足我对那个时代的完全的记忆。”

这个带点悬疑色彩的故事，串起11岁主人公对性的懵懂，对死亡的认识，对暴力的恐惧与好奇，对所谓好坏对错的迷惘。很多事似懂非懂，眼前总像掩了层沙雾。少年时期的懵懂与快乐，并不因为年代的更替而有本质上的不同，但《我11》中特殊的时代环境，还是通过邻居间的秘谈、父母截断的歌声，叔叔的号啕痛诉、喇叭中的反革命、女孩的沉默、湖中的尸体、械斗的青年渗透影响了11岁的王憨的世界。透过他稚嫩的眼睛看到的世界，有不属于童年的压抑、窒息与恐慌。在河中玩耍时，王憨折下身子看着颠倒的世界，眩晕着一头栽到水中。王小帅说：“政治变化，大人世界跟着变化，也像一股股风雨，在一个单纯的少年身上产生了一点点影响。”

人性的丑陋、光辉与觉醒

“逃犯的故事背景，我是发挥了一下。”王小帅说。为了能够将他非常看重的“三线厂”人们的命运加入其中并“加厚分量”，他为这杀人之罪的背后设置了另外的罪：革委会的陈主任以“解决调动”为由奸污了谢觉红，哥哥谢觉强杀死陈主任逃走，又回来纵火烧厂。他恨这里，当大雨浇灭了大火，他甚至回过头准备再烧一次，也因此被捕。根据现已披露的资料，谢觉红的“被奸污”在那个年代并非特例。为了回到城市而付出代价的，除了“三线人”，还有知青们。如果对历史了解更多，你还能发现《我11》中藏匿着更多关于丑陋人性的描写。

“一个知青咬掉了另一个知青的耳朵，没有吞下去，而是吐了出来。王小波说他从这里看到了人性的一刻，”程青松说，“在《我11》里，当看到谢觉强遵守承诺寄来一件新衬衣时，我被打动了，对我来说，这就是人性的一刻。在那个年代，反而是一个杀人犯给了11岁少年最人性的震撼。”打动程青松的还有父亲带着孩子在山上写生的段落，这让他联想到自己的父亲：“‘文革’的时候，我父亲给我讲童话、讲故事，讲那些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，正因为童年有这些人性的教育，我才是今天的我。”

麻木与迷惘，是《我11》里所有大人在面对未来时的状态。尽管王憨的父亲在这些大人中明显更富正义感和独立思考能力，但在影片末尾处面对谢觉红父女时依旧选择了逃避。“《我11》里，从孩子的角度看那些家长和大人处在迷惘之中，不知道去哪里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不知道自己来这里是怎么了，还没找到出路。”王小帅说，“《青红》的背景是1982、1983年，沿海开放，和西部拉开了距离。人们在最实际的落差面前意识到了问题，老一代工人开始有觉醒了，结尾是为了寻找自我的价值工人领着全家都跑了。它讲述了终于迎来一种自我意识觉醒的‘这代人’。”《青红》又名《我19》，是所谓王小帅“自传三部曲”中最早诞生的一部电影。在这两部电影中我们不仅能发现许多相似，也都能看到迷惘的人们如何走向觉醒。程青松这样描写和理解《我11》的结尾：“宣判的声音在清冷的小镇显得特别刺耳，王憨和小伙伴们沿山坡追逐着行刑车，突然，王憨停下脚步，他不再随波逐流，不再跟镇上的孩子与成人那样继续围观暴力，与刽子手们一起成为帮凶。”而有的人则解读说，少年王憨的这个止步代表着他的觉醒：当权力向人们展示暴力时，要拒绝接受。或许，王憨停下来什么都不为，就是不想看见谢觉强被处决，因为一个11岁的小孩子醒悟并率先作出反抗的举动，这本身就是个莫大的讽刺吧。

“把政治背景推远”

时代周报：《我11》的时代背景截至1976年，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。电影中，高耸的主席画像和鲜亮的语录是画面的主角，亢奋的广播声清晰可辨。主人公周遭发生的暴力和人们对此的态度，你大多选择以或模糊或间接的镜头体现。这样的虚实处理原因何在？

王小帅：毛主席语录、雕像都是“文革”结束多少年之后慢慢拆掉的，一个个拆掉。作为环境，它们在那个时代是存在的。《我11》的背景是“文革”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对那时生活在“三线”机工厂内的人们而言，大喇叭里的音乐等外环境是存在的。可是，大人们具体的事对孩子来说是模糊的。在我们小时候，大人说话都是背着孩子的。我想把这两者结合起来，氛围要在，但又是一知半解的。

时代周报：整体而言，《我11》的“色泽”并不晦涩。

王小帅：1975年，除了邓小平提出“全面整顿”之外，其他相对是平静的。武斗也是比较早期的事了，所以我在涉及到武斗内容时加了句台词，说“上次那个武斗的事没完，现在来找麻烦”。我把这种政治背景推远，一是因为小孩子当时的记忆和视野就是那么点东西，二是我选择了一种黎明前的黑暗与平静的感觉。

时代周报：《我11》让人联想起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。有评论说，像《阳》片是在部队大院的姜文的个体记忆一样，《我11》也是王小帅关于特殊年代的个体追忆。

王小帅：很多观众会冲着“文革”来看《我11》，但是对我来说，“三线”是一个更细部的背景。“三线”背景工厂的人们，不知道自己这10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找不到方向。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，开始往外跑。这是“三线”的特殊背景，也是需要重视的，不单单是“文革”。

我有些朋友带着对“文革”的固有期待来看这部电影，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。从旁人的话知道“文革”早期是武斗、大字报、迫害、抄家，闹得厉害。但这并不是全部。我想用我自己的眼睛，我那时候毕竟只有11岁，而且在山区，远离大城市。他有他的生活，他也有他的世界。一个人的历史由自己的世界来组成才真实。我想弄的这部戏，有着这样一个大概念。

不能“让父亲听美国之音”

时代周报：父亲这个角色有不少具有隐喻的台词。譬如他教儿子画静物，就引导儿子如何去看待生命，如何去理解每一朵花的个性与独立性。他希望儿子长大能做一个自由的画家。

王小帅：现在回过头看，好像这个隐喻性就突显出来了。但是一个11岁的孩子当时是无法理解的。我的父亲确实是带有这种色彩的人。他一辈子生活在红色海洋之中，大家随波逐流，但他具备自己独立的思考。虽然对小孩没法明说，但是话里话外其实透着一种独立见解，这个我觉得很真实。当然现在人看回去，好像这话里都有话，在当时而言，这些话只是描述光线，描述花，如此而已。

时代周报：真实的生活当中，你父亲说过类似的话？

王小帅：真实的生活里，我父亲说过的话比这更厉害。听美国之音、关起门来骂人。那是个什么年代，把我吓死了。电影里也没法说，说了，电影是通不过的。我在《青红》让那个父亲听美国之音，后来都要剪掉，要把美国之音的声音去掉。

时代周报：电影里有11岁孩子对性初生懵懂的描写，或直接或间接，比比皆是。这样呈现的初衷是什么？

王小帅：我觉得这是生命本身发育和成长的真实状况。已经多少年了？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少有抚摸我们的内心，少从我们生命成长的点点滴滴的细节和感受出发，很少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一切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中有痛，有苦，有酸，有辣。我觉得，如果你回过头来，好好地去梳理和抚摸，它会是一个艺术作品所需要的基本的东西。我这部电影并非希望能够有多大成就，而是希望能正视和抚摸自己的成长。这很正常的，只是人们忽略了这一点。

所能做的点滴也就是这些

时代周报：尽管主线是“三线”工厂一个11岁孩子眼中的世界，但其中对于“文革”的描述，已是近几年的中国电影在这个特殊题材中走得比较远的一个。

王小帅：是啊，我觉得这已经很勇敢了。人家都在赚钱，弄票房，拍古代飞来飞去的电影。很多老板看完《我11》后，很吃惊地说：“你这能通过吗？你是疯了，你干吗干这个，钱挣不了还冒风险。”好玩，这个国家好玩。

时代周报：《芙蓉镇》、《活着》、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蓝风筝》，这几部留在人心中的中国电影，都和这个特殊时代背景有关。《活着》和《蓝风筝》没能公映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和“文革”相关的电影沉寂了。2010年张艺谋的《山楂树之恋》和你的《我11》（2010年拍摄）都选择1974年-1976年这个时代背景。我们曾专访张艺谋导演，他说自己这辈子最希望能直面这个题材。

王小帅：其实《我11》首映的时候，何平也说（过类似的话）。像何平、张艺谋这一代人，其实他们对“文革”的早期有更深刻、更生动的经历。但可惜，一是不让搞，二是大家也故意不去搞。但就我来说，我是“三线”职工，我在“三线”长大，我的“文革”也就这么小，我所能做的点滴也就是这些了，对吧？

时代周报：你在广州和观众交流时，略带激动地说：“话也不让说，电影也不让拍吗？”迎来一片掌声。拍《我11》，你是怎么把握尺度的？

王小帅：大前提是，我们并没有拿电影来喊什么口号，来高举什么东西。电影只是电影，它就像一张画、一部文学作品，是艺术作品而已。但至少你在一个艺术作品上，在一部电影里，总要表达出你对社会、对各种东西的态度。

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也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。你用你的心去做电影，至少可以争取一步步往前走，不要给自己先套上枷锁。我觉得，只有这样才能慢慢地推开这扇窗。

为那些人，为我们的历史

时代周报：有报道说，《我11》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中法合拍片，它在中法两国都享受本土片待遇。目前它在国内影院的排片情况如何？

王小帅：2010年，中法之间签署了一个总理级别的合拍协定，《我11》是申请并拍摄出的第一部。在法国，它能享受法国本土片待遇。因为大家还是很关心的，一些院线也愿意支持。排片还行，比我以前的经历要稍好。能有多好，也谈不上。

时代周报：何平在微博上说，为了这部电影你抵押了房产和汽车，是冲动吗？

王小帅：我觉得谈不上冲动吧。是作为一个摸着自己良心的导演想要做、喜欢做的事，为“三线”，为那些人，为我们的历史，哪怕留下一两个作品也好。成千上万的人无人关心，就像小摊小贩被城管赶着跑。给小摊小贩一口饭吃吧，抚慰一下。仅仅是一部电影而已，但能让我的良心得到安宁。

在大家都要票房、都要挣钱的市场环境下，很难去说服投资人为了这样的良心去做这么一部电影，只能自己做，不能把这种东西嫁接到别的投资人身上去。我有这点能力，前面用我公司的钱放进去，现在也有了法国的后期资助。既然自己想做，就没什么抱怨的。

时代周报：即便从市场角度来说，《我11》也显得有些特殊。

王小帅：它换不来钱。现在不管是用什么办法，哪怕是用地沟油、毒胶囊，只要换来钱人们就去干。而从自己的内心来关注我们的生命，关注我们真正的情感，因为换不来钱，人们宁愿放弃。我做电影，至少不给大家做毒胶囊，我得做点真东西，就是这么一个出发点。